书房主人：

 

　　南开大学资深教授南炳文，1942年1月生，河北广宗人。中国明史学会前会长，现任中国明史学会学术委员会主席、天津文史馆馆员、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，中国社科院及故宫博物院客座研究员，廊坊师范学院特聘教授。

 

　　承担、主持“二十四史”点校本之《明史》修订项目，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重大项目《明实录整理与研究》工程等基础性资料建设工作。

 

　　著有《明史》(合著)、《南明史》《明史新探》《明代文化研究》(合著)、《清代文化》（合著）、《20世纪中国明史研究回顾》等论著30余种。

 

　　本报记者王京雪

　　

 

　　南炳文的书房就是他埋首历史研究的办公室，一处位于南开大学范孙楼内，另一处，也是他现在主要使用的书房，位于廊坊师范学院的图书馆一层最内侧。

 

　　屋中布置简单，几个办公柜，几张办公桌。桌上布满高高摞起的各类工具书，各种字典、词典和历史典籍。南炳文工作用的桌子面朝南，对着半掩窗帘的窗户，阳光每天随时间在桌子上移动，南炳文和他那把最常见的黑色折叠椅也随之挪动，躲到太阳晒不到的位置。

 

　　校领导几次提出要为他更换桌椅摆设，他回回都拒绝，说自己现在就很好，“乱中有序”，他开玩笑说自己的两个书房是一个风格，“乱七八糟”。

 

　　“我这条件够好的，用书很方便，常用的书在这边，另一部分在对面。”对面房间是他的学术助理王雅洁的办公室，里面像图书馆，几排书架上摆着3000多册的“文渊阁”及“续修”《四库全书》（其他《四库全书》在另外书房存放）和几种大部头的地方志。

 

　　有排书架从上到下摞着一沓沓已完成修订的点校本《明史》清样打印稿，十余年修史光阴凝聚其中。

 

　　南炳文书房中的所有书籍，无一例外与其修史校勘工作相关，包括《褚遂良书法精选》也并非用以欣赏书法，而是帮助对照辨认明清时期手抄本中难以辨识的草书。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　　草地：书房是您每天待得最久的地方，您在这里的一天通常如何度过？

 

　　南炳文：我比较规律，一般6点半到7点起床，8点10分左右到这儿开工，干到中午11点40分，闹钟响了。正常的话，12点到家，吃完饭午休5到10分钟，我是躺下就能睡着那种人，这样下午1点来钟回到这里接着干。下午6点40分，闹钟一响，争取7点到7点半回家，晚上处理可以在家做的事，比如写个信之类。处理完，11点多睡觉。

 

　　我现在主要工作是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重大项目《明实录整理与修订》，基本就在这间屋子里做，因为这边用书方便。《明实录》1600多万字，是明代历朝官修的编年体史书，就像大事记一样，校勘必须要看更多原始资料，没书的话寸步难行。

 

 

　　草地：您的读书经历和最终选择明史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缘起是怎样的？

 

　　南炳文：我爱读书很早，小时候就看了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等各种小说。我爸爸是兽医，希望我将来也当兽医，有个谋生之道，就让我读些《元亨疗马集》一类的医典，但我真不感兴趣，自己在屋子里，有大人进来了，才赶快抓起来看两眼。

 

　　1961年我参加高考，报考了南开大学历史系。那时，我对历史这门学问还不很了解。南开有一批著名历史学家，在那样的学术氛围中，我很快发现历史跟中学时的死记硬背很不一样，你要做研究，要创新，那我创什么新？

 

　　得知明清史是南开最有优势的学科，明清史研究室是南开甚至全国明清史研究的高地，领导该研究机构的郑天挺先生又是史学界最有成就的权威学者之一，让我对从事明清史研究产生了兴趣。

 

　　1962年，我大二时，听老师王文郁说，清史方面已经有了萧一山的《清代通史》，而明史方面还没有今人大部头章节体断代史专著，于是，我立下志向，要填补这个空白，写一部大部头的断代史明史，从此开始整天读明史相关的书籍，这是影响我一生的事情。

 

 

　　草地：萧一山写《清代通史》也是因为中学时读到日本史学家的清史著作，认为国人应该自己研究中国史，从此以写清史为目标，上大学后废寝忘食苦读，与您20岁立志写明史的经历有点相似。

 

　　南炳文：不太一样，我不是因为读了他的书，而是决定在明史清史中选一个方向写书时，发现清朝已经有人写过了，于是就决定做明史。

 

　　定下目标后，我立刻开始阅读有关著作，要求自己门门功课之余，所有时间都用在看明史上。还买了张中国地图，一个省、一个省剪下来，读书时，读到哪个省，就把对应那片拿出来。学历史，一个时间概念、一个地理概念，是最基本的，必须弄清楚。所以我当时读书必带地图，再必备两大本《辞源》，遇到不懂的字，立刻就查，再背几本《明史纪事本末》细读。你看，我现在手边也常放着《二十史朔闰表》，这个是用来推算时间的工具书。

 

　　遇到天文、地理、时间等各种问题，都立刻去查去解决，必须想办法弄明白，治学，如果有没弄清楚的地方，就无法连贯。遇到问题，不求甚解，就不能很好地把握那段历史。

 

 

　　草地：那么年轻就立下宏志，听说您当时也是废寝忘食，以刻苦闻名，吃完饭被问吃了什么都想不起来，并且一直坚持这样苦读，不会感到疲倦吗？

 

　　南炳文：一般都感觉不到，就是一种求知欲，在那儿引着你，你就放不下书，一个问题一件事情没弄清楚你就放不下。这个地名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个人物究竟怎么样？这里涉及的词是不是有典故？一定要查清楚了才放得下。

 

 

　　草地：1979年，您得到了撰写大部头断代史明史的机会，完成这一大学时立下的目标后，您的学术方向转移到史籍的点校整理上，这一转变是怎么发生的？

 

　　南炳文：对，当时受出版社邀约和汤纲先生合作撰写《明史》，1985年出版了上册，1991年出版下册，另外我写的南明部分，又另行出版了《南明史》。

 

　　做完《明史》后，我一直在思考接下来做什么，有两个方向可选择：一是聚焦比如法律、经济这样的一个方面，沿一条线深入做下去；还有一个是为史学研究做些更基础的原始材料整理工作。我感到做某一方面的明史研究，也是贡献，但做基础性的史籍文献整理贡献更大，可以给明史研究的方方面面提供基础，供千万人使用。

 

　　于是我开始对一些大部头的基础性文献进行整理校勘和修订，用10余年时间将存于国内外的《万历起居注》残本进行辑校补正，基本恢复其原貌，又对仅存于日本的《泰昌起居注》《天启起居注》进行校勘整理引进。

 

　　2007年，我主持了中华书局点校本《明史》的修订。2013年底，又开始了《明实录》的校勘与研究工作。

 

 

　　草地：在高校学术评价制度里，比起史籍整理，更看重专著和论文。包括您整理《万历起居注》时，听说也受过劝告，说从经济效益上说，不如只原样影印，不必耗费精力去校勘整理。您有没有担忧过肯坐冷板凳的人少了？

 

　　南炳文：现在的考核制度有其局限性，这种成果不大算数，但实事求是来看，这些最基础的材料整理好了，谁要写论文著书研究就都有了基础和依据，这些书在世界上不多了，要赶紧整理出来。

 

　　史籍整理难点很多，要求知识面特别广，遇到各种问题都有办法解决，真的是遇山开路，遇水搭桥。像《万历起居注》，如果只把国内外的部分合起来影印，很多人读起来似懂非懂，断句都断不好，那你有能力把这件事办了，让后来者用起来更方便，干嘛不做？

 

　　在功利上不讨好，但学术上意义极大，不要只看眼前一时的得失，这是真正的贡献。你左右不了别人，平心静气来看就好。只是我自己觉得这是功德无量的事，所以就干下去了，而且要选意义更大、难度更大，一般人干不了的活，尽量解决它，有点担当精神。

 

 

　　草地：您多次强调历史研究要为现实服务，认为这是中国史学的好传统，如何理解？

 

　　南炳文：治学方法上，对我影响最深的是郑天挺先生，他对问题的论述求深求严，做历史研究与他对国家命运前途的关心息息相关。

 

　　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，一方面，我认为历史研究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，现实需要解决什么问题，可以从历史中寻找经验和教训。另一方面，关注现实问题会加深看问题的深度、广度和整体性，因为很多现实中的问题都是重复发生过很多次的，对这一类问题形成客观深入的看法后，你研究历史问题时，也会思路更开阔，更容易抓住问题要害。

 

　　研究历史为现实服务，关注现实也可以让你多长出一双看历史的眼睛。所以我每天都会看新闻。

 

 

　　草地：从史学研究的历史来看，用“为现实服务”的名义而从功利主义的目的出发，对历史进行不准确的记述，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教训。

 

　　南炳文：所以我这里说的服务现实，与把历史扭曲了来为某个目的服务是两个概念。人们往往爱拿历史来讲现实，但不是用真正从历史中总结的智慧和经验教训来指导现实，而是不论真假地拿历史给自己的某个观点辩护，我不同意那种东西，那不叫服务，而是歪曲。

 

 

　　草地：您似乎与网络技术保持着距离？网上曾有学生想发邮件向您请教问题，有人答复说您深居简出，很少用电脑，不如直接写信。您也很少用微信。

 

　　南炳文：是的，我手机能接打电话，能看短信，但不会回，微信也不懂，学生们搞了微信群，我也没加。其实很简单的事，但我不去学，学了就干不了活了。这一二十年来，我主持的都是比较重要的学术工程，需要把所有精力用上，从这个角度，我希望减少一些打扰。因为网络太方便，也太随便了，啪！一条，啪！又来一条，你说你回不回？总要处理这些，自己的事也耽误了。现在，我有了学术助手，她会为我处理电子邮件等事务。

 

　　网络的便捷是件有利有弊的事，过去你被逼着在脑子里装很多东西，知道什么问题找哪本书，在什么地方下力气，久而久之形成自己的一套方法。现在电脑检索方便了，但你没形成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能力。网上能查出来的，只有已知的和部分搬上网络的东西，很多没被解决的问题网上也查不到，而且网上的东西准确率是要打问号的。

 

　　我当然不排斥现代技术，要充分利用好现代化的手段，但也要靠读书积累、独立思考，培养自己解决问题的本领，这是两套功夫。这两套功夫如果能很好地结合使用可能是最好的。

 

 

　　草地：现在网上活跃着许多分类细致、热情高涨的历史爱好者群体，这种网络时代的热潮有积极一面，但人们也时常看到以讹传讹的信息广泛传播，从专业的历史学者的角度，您怎么看这种现象？

 

　　南炳文：我不太在意这些，别太认真就是了。许多以历史面目出现的东西并不是历史，而是说书。历史学者也有理解的深浅区别，有负责和不负责任的，这是没有办法的。在电视上和网上，说得有趣、有具体情节的比较容易有观众，这是一种社会需要，但实际上历史不可能把有趣的信息都记下来，有些有趣的事情也不便于记下来。

 

　　我看到的错误太多了，做严肃历史的，就做严肃历史的事，做群众娱乐的就做群众娱乐。当然，做严肃历史的，对于歪曲历史的现象在可能的条件下也可以用一些时间加以纠正。

 

 

　　草地：作为严肃历史学者，不会想出来澄清一些错误吗？

 

　　南炳文：你不可能整天去纠错，那没完没了，还是要抓住自己最应该做的、最重要的任务。我觉得去澄清这些不是我的主要任务。我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把手头这些史籍中的错误改过来，我的乐趣在于把它改正确，让以后研究这段历史的人有个依据，永久留下一个比较正确的本子，让人们不再以讹传讹。

 

　　我没想过我整理的书会有多少公众感兴趣，这些书的主要读者其实是几类人：搞历史的人，要从历史中总结真正的经验的大理论家和大政治家。人不多，但时间久远，它们永远有人关照。

 

 

　　草地：研究了大半生明史，这段历史最吸引您的是什么？

 

　　南炳文：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朝代，一个朝代维持近300年的稳定是很不容易的，这一时期在治理国家等各方面都有很多值得成为经验的东西，例如，对官僚队伍的分工和安排方面。过去因为种种原因，对明朝骂得多，肯定得少，我认为应该更充分地研究这段历史。